2024年首尔冬夜的戒严事件，令韩国重新站在民主的十字路口。
撕裂的三个月后 ，尹锡悦迎来审判 。据央视新闻消息 ，当地时间4日上午，韩国宪法法院就总统尹锡悦弹劾案进行宣判 ，宪法法院通过弹劾案 ，宣布罢免总统尹锡悦 。
继2017年朴槿惠被弹劾下台之后，尹锡悦成为第二位被弹劾下台的韩国总统。
随后，尹锡悦发表对国民谈话称 ，没能达到预期 ，非常遗憾 。从“反腐英雄”到“宪政破坏者 ”，尹锡悦到底做错了什么？
“错误的提拔 ”
至少在前总统文在寅看来 ，尹锡悦的上位就是一次“错误的提拔” 。
检察官出身的尹锡悦 ，2016年因彻查朴槿惠“闺蜜干政门 ”声名鹊起，次年他被文在寅任命为检察厅长 ，并先后完成了对韩国前国防部长金宽镇和前总统李明博的起诉。2019年6月 ，他被文在寅破格提名为韩国检察总长。
文在寅曾评价尹锡悦“不畏权势 ”“以不被任何人左右的态度 、公正处理权力型腐败” 。他在卸任后的一次采访中也坦言：“我选择他，是因为他敢于挑战权力 。”
从当时的韩国政治氛围来看 ，2017年“烛光革命 ”后 ，民众对政治清廉的期待达到顶峰，尹锡悦的“正义 ”人设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，成为文在寅反腐行动的“利刃”。
文在寅后来表示：“那个决定让我后悔到今天 。 ”
在尹锡悦被提拔的那一年 ，文在寅进行“检察改革 ” 。这是韩国政治史上一次深刻的权力重构，也直接导致了文在寅与尹锡悦的决裂。
此次行动的背景是：韩国检察机关长期拥有侦查 、起诉和公权监督的“三位一体”特权，被称为“韩国总统的刽子手 ” ，历任总统下台后多因检方调查身陷囹圄 ，包括李明博、朴槿惠等 。
为打破这一恶性循环，文在寅于2019年推动设立“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 ”（公调处） ，将检方的侦查权剥离至警方 ，并赋予公调处独立调查高官腐败的权力 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文在寅曾在回忆提拔尹锡悦的原因时称 ，时任青瓦台民政首席曹国面试了4位检察总长候选人 ，另外3位都明确表示反对“检察改革”，只有尹锡悦积极支持。然而尹锡悦上位以后 ，曾公开批评公调处是“政治工具 ” ，并拒绝配合改革进程 。
与此文在寅的改革也遭遇保守派与财阀的激烈反扑 。三星集团通过旗下媒体《中央日报》社论施压：“改革应以经济稳定为前提。 ”后来《朝鲜日报》曝光，尹锡悦的竞选资金中 ，37%来自保守财团 。
2021年 ，尹锡悦辞去检察总长职务，加入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，宣称要对文在寅政府进行“积弊清算” ，并誓言“若当选总统 ，必彻查文在寅 ” 。
2022年，尹锡悦以0.73%的微弱优势打败当时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 ，当选大韩民国第20届总统 ，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从政治素人到国家领袖的跨越。
文在寅的幕僚曾警告：“尹锡悦容易冲动，难以自我克制。 ”多年后 ，文在寅也承认：“我选错了人 。尹锡悦的‘正义’只是权力的面具 。”
“孤岛式”的统治
韩国媒体曾评价尹锡悦的执政风格为“检察官式威权 ” ，表现为外交激进主义 、对抗性执政风格和权力集中化，这些特点在政策推行和危机应对中展露无遗 ，也为后面的危机爆发埋下引线。
执政初期 ，尹锡悦以亲美路线重塑外交，主张废除文在寅的“三不政策 ” ，推动追加部署萨德系统 ，甚至在白宫为拜登献唱美国歌曲 。为了配合美国“印太战略”，他在强征劳工赔偿问题上对日让步，被国内舆论痛斥为“屈辱外交 ” 。
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在国会仅占少数席位 ，但其执政风格却充满对抗性。2024年国会选举失利后 ，尹锡悦拒绝与在野党对话，甚至宣称“国会无权干涉总统权力 ” 。
上任两年半内 ，尹锡悦25次动用总统否决权 ，创下韩国宪政改革40年来的纪录 。比如面对国会要求调查其妻金建希涉嫌操纵股价的决议，他连续三次动用否决权 ，称其为“政治迫害”。
尹锡悦的权力逻辑还与财阀利益深度绑定：2024年他任命财阀背景的金龙显为国防部长 ，引发“军事-资本复合体 ”的质疑 。一名匿名议员透露：“尹锡悦的办公室常出现财阀说客，他们带着文件袋进出 ，像在自家公司开会 。 ”
这种亲财阀政策加剧了韩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：民间贫富差距扩大 ，青年失业率攀升，进一步削弱了尹锡悦的执政根基。
目前韩国社会中 ，保守派支持者（多为老年人与地方选民）视尹锡悦为“秩序捍卫者” ，进步派与年轻群体则谴责其“民主倒退 ” 。
这也就有了后来那一幕，戒严当晚，国会议员在民众帮助下翻墙从窗户进入国会 ，议员的辅佐官与秘书们也筑起路障 ，阻挡军队闯入议场 。
长期以来对抗性的作风，最终导致尹锡悦的执政变成“孤岛式的统治 ” ，从而引发戒严之后的国会跨党派弹劾 ，204票的高支持率连执政党高层也倒戈相向。
违宪的权力豪赌
事后披露的种种细节，更是暴露了尹锡悦在掌权上的傲慢。
韩国《宪法》第77条明确规定 ，戒严令必须经国务会议审议 。尹锡悦的戒严程序仅召集11名国务委员 ，会议持续5分钟，中小企业部长吴姈姝被4通电话催赶到场 ，只为凑足法定人数 。
韩国前外交部长赵太烈曾试图劝阻 ，被尹锡悦斥责：“外交官不懂国家安全！”
《韩国戒严法》规定，戒严仅适用于“战时或国家紧急状态 ” ，然而尹锡悦发动戒严的源头是认为在野党提出的预算削减案是在“玩弄 ”国家财政。
当时韩国国会呈现“朝小野大”的局面 ，但反对党在国会席位未超过三分之二，成为尹锡悦铤而走险发动戒严 、并试图以军事手段压制反对派的底气之一 。
后期尹锡悦“启蒙性戒严”的说辞，也被舆论嘲讽为“政治独裁的遮羞布 ” 。
事实上 ，相比朴槿惠的“亲民路线 ”和李明博的“务实保守” ，尹锡悦的执政更接近全斗焕式的“危机动员 ”。他将反对派定义为“反国家势力 ”，并宣称：“法律是维护秩序的工具 ，必要时需打破程序 。”
根据一份被曝光的军方“抓捕名单 ” ，戒严当晚，李在明等68名反对派议员被尹锡悦列为目标 。前特战司令郭种根的证词显示：尹锡悦曾直接下令“砸碎大门进入国会 ” ，并要求士兵使用电击枪和实弹。国情院前高官洪壮元公布录音的录音也显示 ，尹锡悦曾表示：“不听话的议员，全部抓起来！”
前国情院官员洪长元在庭审中称：“总统单方面决策 ，将国家推向宪政危机 。 ”
尹锡悦律师团曾援引美国特朗普案 ，主张“总统行使宪法权力不受司法审查 ”，但韩国宪法法院明确驳回 ，强调“民主基本秩序”高于总统特权 。
历史的回响
孤岛式的统治、外交路线的失衡、总统权力的滥用 ，最终让尹锡悦走向政治深渊。
然而回看历史，尹锡悦的行为也有着独特的路径依赖 。数据显示，自1948年建国以来 ，韩国曾16次拉响戒严警报 ，其中12次与镇压民众有关 。
最早的戒严始于1948年10月，当时韩国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。首任总统李承晚为镇压济州岛起义 ，在戒严法尚未颁布的情况下 ，直接套用日本殖民时代的军事镇压模板，将岛屿变成焦土。这场屠杀中 ，济州岛每10人中就有1人丧生 ，幸存者至今不敢公开谈论那段历史 。
韩国作家韩江曾在《不做告别》中以文学之笔揭开这段伤疤：“死者的血渗入土地，却在地表结成了沉默的痂 。 ”
这种暴力传统在冷战阴影下不断进化。1961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 ，将戒严令升级为“国家安保 ”工具：他修改宪法 ，用《国家安保法》将数万知识分子 、学生甚至普通市民打入“赤色分子”黑名单 。
2024年，当尹锡悦宣称戒严旨在“铲除反国家势力”时 ，他口中的“国家理性 ”实则植根于朝鲜半岛未愈的伤口 。
必须要提及的一个背景是 ，由于朝韩尚未宣布终战，韩国至今仍是与朝鲜处于敌对状态的准战时国家。
韩国思想家白乐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朝鲜半岛的分裂已在朝鲜战争后的70 多年“非战非和 ”状态下 ，在南北巧妙的共生关系中 ，逐渐演变固化为一种体制，他将之命名为“分裂体制” 。而分裂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，便是双方内部会不断自我繁殖巩固分裂的动能 ，从而使得分裂难以轻易化解 。
韩国的戒严史便是典型例证。总统可以随时以“国家存亡 ”为由，将异见者定义为“敌人 ”；政府可以随时利用分裂的现实来制造“国家紧急状况” ，以合理化对国内反对者的镇压 。《国家安保法》第7条中“赞扬 、同情朝鲜 ”的模糊罪名 ，就像一把钝刀，日复一日地切割着社会的言论自由 。
无论如何 ，这场危机都已暴露韩国民主制度的缺陷：当民选领袖以法律之名践踏法律时 ，制度能否自我纠错？
答案或许不在法庭，而在街头举着“1987≠2025 ”标牌的普通市民手中。
（本文信息综合韩联社、路透社等外媒）
参考文章
[1] 尹锡悦上台第一件事 ，不去青瓦台 ，现身地下掩体，牢牢抓住军权
[2] 韩媒:尹锡悦弹劾案迎来“收尾阶段”，紧急戒严与逮捕名单成核心争议
[3] 宣布参政不到一年 “政治素人 ”尹锡悦当选韩国总统
[4] 8小时生死辩论 ，韩宪政地震一触即发:尹锡悦案或重塑韩国权力游戏规则
[5] 人物韩国新当选总统尹锡悦:政坛素人“出道 ”即登顶
[6] 尹锡悦弹劾案宣判在即 韩国警方将实施最高级警戒
[7] 执政党高层集体倒戈 ，尹锡悦成‘弃子’，甩锅中国遭韩媒驳斥
[8] 韩国双雄的政治轨迹:尹锡悦的困局与文在寅的远见
[9] 尹锡悦弹劾案宣判在即 韩国拟部署逾万名警力
[10] 青瓦台魔咒来了 ，深陷泥潭的尹锡悦终于祭出杀招:"干掉"文在寅
